汪民安

　　

　　这组画是一个关于割包皮的叙事。在此，作为一个绘画形式，我们要解释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将割包皮作为绘画对象？与之相关的是，为什么要呈现这个切割过程，也就是说，为什么要采用叙事的方式？ 

　　这里一共有十张画，每一张画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焦点：阴茎。阴茎置于画面的中心，并且和所有的背景构成反差。这愈发将阴茎突出出来。阴茎成为画面的中心，这在绘画史上屡见不鲜。人们总是通过这个男性生殖器来表达某种爱欲实践，或者，表达某种爱欲想像，以及这种实践和想像之后的文化政治冲动。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中，阴茎作为一个符号，它唯一的语义就是性。事实上，正是因为阴茎同时是性实践的主客体，我们要说，它就是性本身（甚至不是性的暗示和象征），所以，一旦它在画面中展露，人们马上就会将目光和注意力转移到性行为：人们会习惯性地问，这是怎样的一种性行为，性思虑或者性观念？由于强烈的性色彩，由于阴茎的赤裸裸展示（确实，在画面上，阴茎作为一个极其显眼之物突出出来，人体所有的其余部位都被布包裹了），在最初面对画面的一刹那，会有一种隐隐的不适爬上人们的心头。

　　但是，随着叙事的推进，人们逐渐会消除这种不适感：阴茎的语义在叙事中发生了变化，或者更恰当地说，阴茎所指代的性语义，随着绘画的叙事展开，一步步地减弱了。也就是说，在绘画中，这个生殖器（它们置于不同的画面上）开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语义空间，一个非性化的语义空间。这是这样一个过程：性的语义随着画面叙事的展开而减弱，而另一层语义却在滋长。男性生殖器重新获得了一个意义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生殖器不是作为性的主客体来自我展示的，相反，它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身体器官得以定义的――这个器官犹如一只手，一只脚，一个耳朵，一个眼珠一样，它们遇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麻烦，需要救治。在画面中，我们逐渐看到，阴茎脱离了性的语境，它置身于一个独特的空间，尽管它在画面中异常地突出，但是，有点讽刺性的是，这种突出是以一种疲软的方式得以表达的――它是一个被动的对象，它被一个剪刀和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手所控制，它臣服和受控于这外在的残暴之力，它任人宰割――在这个画面上，这个被赋予了各种神话想像的生命之潜能，生命之根源和核心，这个也被各种文化不断美化的神秘之力量，或被各种文化所谴责的肮脏之物，在此，却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示于众――它在被切割，看上去，它十分无助，毫无它当有的倔强和刚猛――显然，这个男性生殖器是在性之外的领域活动：在这个领域中，它既不神秘，也不肮脏；既不是禁忌，也不是挑衅；既不是生命的礼赞，也不是罪恶的渊薮；这不过是个平庸的器官――它已经脱离性的领域了，也就是说，脱离了与性有关的一切象征背景了，脱离了性所一贯携带的争执和困扰了。它变成了非性化之物。就此，阳物本身的意义在画面中得到了改变――它不再置身于一个性的空间，而是置身于一个医院空间，置身于一个医学空间，置身于一个严格的科学空间。正是在此，阴茎，这个时候，是作为一个身体器官，一个剔除了性和文化色彩的器官而出现的：它被知识的冷静目光所打量，被科学（器具）所征服。

尽管同样面对的是剪刀，我们还是要将这种包皮切割同古老的阉割手术区分开来。阉割，同样是对阴茎的操纵和主宰，但是，阉割并没有根除掉阴茎的性色彩――它是以一种解除性的方式来强化性，阉割不是让人偏离性，而是更加将焦点集中于性：阴茎和性正是通过阉割而表达了人们对于它的负面想像：它是一个累赘，一个因为性冲动而难以控制的多余之物，性被视做是一个强烈的麻烦之物。尽管将阴茎从人体身上彻底地消除了，但是，性本身却没有消除，而是以一种反面的方式得以强化。阉割也是一种医疗手术，但是这种手术还是将生殖器作为文化征兆来对待的；与此相反，包皮切割不是将生殖器作为文化对象来看待，生殖器被看做是一个单纯的身体器官，这个切割手术，并非是对性的反面强化，而是对性和性色彩的消除。

　　我们看到，在这组画中，性氛围的消除是逐步的，事实上，一个单独阳物的呈现，单独一幅画中的阳物的呈现，是很难整个地清除性氛围的。在最初的叙事场景中，阴茎本身的裸露，毫无疑问是作为性的意象展现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将它置入叙事背景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有趣故事，一旦阴茎成为叙事的重要推动力，那么，人们马上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期待，一种与性相关的高潮期待，一部关于性的缠绵戏剧的期待。但是，在萧昱这里，阴茎从性行为中出人意料地被剥离开来。肖昱的叙事是逆行的，他不是让性（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一步步地达到高潮，而是让性一步步地（出人意料地）消退，生殖器官不是越来越主动，而是越来越被动――这是一个反面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新叙事）。剪刀，手和阴茎三者的关系展现了一个动态程序，像是电影的一个个慢镜头――这种叙事的节奏同切割的节奏相吻合：切割本身就是动作，就具有叙事的节奏和顿错。切割就此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对包皮的切割，也是对画面的切割。同时，这种切割动作，正好也是对性语义的切割。但是，切割，在这里同时也是建构性的，将性语义空间切割掉，恰好建构了一个医学语义空间；将表皮切割掉，恰好建构了一个内在本体：剥离在此不是削减，而恰恰是产出。在此，切割（剥离）恰好是为了建构（显现），或者说，建构是以切割（剥离）的方式来完成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时间性、叙事和节奏的必要组合：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器官的切割是怎样被建构为一个非性的器官的过程，看到了对画面进行的切割是怎样对画面进行重组的过程；顺便地，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充满隐私的医学手术是怎样实施的过程。

　　这，正好是这组绘画的意义所在。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性器官的非性化的过程，我们能将生殖器还原为一个单纯的身体器官（尽管是在特定条件下），那么，我们反过头去就有理由质问，为什么这个单纯的身体器官，总是要看做是一个性器官呢？或者说，一个单纯的生殖器官为什么负载了那么多的文化和道德意义？为什么生殖器总是一个焦点，禁忌和隐私？为什么它总是一个道德和文化战争的主角？既然，如同这些画所表明的，它可以完全抛开文化语义和性语义，那么，生殖器在今天的性语义的想像，完全是人为的建构。从一开始，它或许并不特殊，并非一个焦点，并不值得被紧紧地包裹住。它被神秘化，被崇拜或者被谴责（正如大量的阉割所表明的），事实上就暴露了生殖器被神秘化这一人为的历史过程。这显然是一个文化过程，而并非自然的本当事实。最后，我要说明的是，这个作品对性语义的文化建构所发出的嘲弄笑声，它对阴茎的隐私所持有的幽默感：生殖器的严肃性（无论是以崇拜还是以罪恶的方式所表达的严肃性），在这里，却是以一种戏虐的方式遭到了对待：它被无情地毫无余地被暴露；它毫无尊严地受到剪刀和一双白手套的虐待。但是，它心甘情愿地要忍受这种虐待，因为它明白，只有受到虐待，只有被曝光，只有暂时地脱离性语境，它才能享受更美妙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