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昱 看我72变
文、本刊记者张纳 摄影、本刊记者王坤
萧昱的五官长得很风趣，笑起来有些“萌”，也有些小坏。那张脸能纯情的表达集体无意识，错综复杂的人物内里传递出“我是故意的”讯息，想得太多，人也太聪明。
早年成名的他的朋友，比如方力钧就把这张脸收录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同样的人，却能代表一类人，他有他的标签。
他是被时代小觑的一个艺术家，1989年的老美院毕业生，当了八年中学教师之后辞职做艺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和孙原这些比他小7、8岁的“青年”玩，彻夜畅谈艺术理想，组合做作品，度过了酣畅淋漓的岁月。
最早他那个“颠覆物种遗传学”的作品“RUAN”，在外国艺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他利用人工嫁接的动物标本，以死老鼠、兔子、猫、鸽子和5个月流产的胚胎标本头部，组装成一个新的生命，用福尔马林泡着的异化胚胎，在瑞士这个作品引起了一场官司，结果是“小朋友”不得观看，那是一个限制级的作品，萧昱也被冠以“凶狠、残酷的艺术语言”“暴力美学”。
后来的组画《新叙事》讲述了割礼的过程，剪刀钳子布，在一个阴茎上大做文章，“最初面对画面的一刹那。会有一种隐隐的不适爬上心头。”
那时候他没有自己的工作室，自己在家里，先用脑子想，然后花几千块钱就做一个装置了。
再后来，是做一个自由女神像怀孕的雕塑——“别管是谁的！我怀上就是我的。”仍然那么霸气，但是没有刀刀见血。
2009年的萧昱是一个愤青，他说他在那一年没有任何作品，可能是光生气了，他说自己在那一年很为艺术害羞。“一旦社会财富严重缩水，或巨幅动荡，还期待人们像历史上一样记住和保护那些丧失专业性且意义模糊不清可有可无的东西吗？”
2011年，他早就拥有自己的工作室，却寄居在方力钧给年轻人盖的工作室里面，他说挺好，还管饭。
萧昱新的展览在aye画廊举办，起了名字叫“风景”。几张胶带纸，黏住几张塑料布，那是一幅小画；化石和陶瓷胶着在一起，像悬挂的灯；铁丝拧成“山”的骨架，把布做成流水的形状，压在“山”底下；把竹子切开，让它充满弹性……萧昱用普通材质的相框把房子分割，所有的参观者就在相框里面了。
这些东西表面上都是安静的，暴力藏起来了，但是也不怒自威。新人们很难想象之前的血淋淋，这一次的视角沿袭了过往，也更加东方。
“宋冬的小孩进到展览现场说，那我进到你你的画里面了？我以后拍出来的照片就都是画了？”萧昱饶有兴致的讲这个段子，有孩子的天真也有父辈的慈祥。
他说他注重友情，所以他一直追求团体，早年和孙原等人的共谋，2005年和洪浩、宋冬、刘建华、冷林，组成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政纯办”，“政纯办尝试着在一个越发“自我”的世界中发扬“我们”的概念。”和方力钧、王音、杨茂源是好友，所以一起做展览《各行其是》，五年一个节点，已经做了两次。
他眼里的好艺术家，都是那些朋友们，他们用活生生的作品上演艺术老友记。
很多次，他都用“孙悟空”来形容好艺术家，那是他的理想。不像唐僧空有一个目的，但是什么都能评论，什么都有看法；不象八戒是个大话精；也不像沙僧，整天挑着担子，身上负担太重，但无所作为；白龙马出身虽好，却被人骑到终点，作为实践者缺少精彩的东西；艺术家应该通过实践建构自己的世界，而不是通过服务来感动别人……
“孙悟空被师傅赶回花果山，再被师弟劝回去，其实他对西天取经没兴趣，他是留恋那份工作，于我那份工作是艺术。”
我最佩服的人是孙悟空
孙悟空遇到了好老师，有天赋有悟性，在出道之前见过世面。虽然弼马温是一个小官，但是他上过天庭，他闹腾过。
学院教育对你有多重要？
我先上的是美院附中，后来上了中央美院，1989年我从中央美院壁画系毕业，学院教育对我的一生都很重要。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整个社会公共艺术教育约等于零，美术馆很少，国家美术馆一般也没有什么普通人去，那时候接触艺术教育在学院学习几乎成为唯一的途径。
毕竟学院教育还是在艺术本体的范畴之内，到现在仍然起作用，就是立足于视觉的感受。
十年之后再看一些那些孩子们，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酣畅淋漓的青春期？
在美院附中的生活不管是对艺术，对视野都特别重要。我最佩服的人是孙悟空，孙悟空遇到了好老师，有天赋有悟性，在出道之前见过世面。虽然弼马温是一个小官，但是他上过天庭，他闹腾过。附中对我来说就是开拓视野，我从内蒙古集宁这样一个小城市来，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来说，来到北京，北京作为首都给我带来了感官的认识。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正好经历一个求知的浪潮，知识界像海绵一样，什么都沾。那时候出书很快，体系都没有完全成立。
童年的时候父母都没时间，管不了我们，学校也不太管我们。
我们正好错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少年时期比较自由，比较随性，不光是艺术，整个社会有新的气息，我们太自由了，我觉得这是幸运。
在做纯艺术家之前你曾经也做过老师？这期间的经历是怎样的？
之前当了八年中学老师，1998年我从中学辞职，辞职以后就是想做艺术，去数码影视特技公司呆了三个月，工作量大了就辞职。
后来用画壁画赚的钱买了一部电脑，当时好像是一万多，一开始原因是好奇，别人告诉我怎么开机怎么关机，我关不了电脑，就拔掉电源，那时候开始学电脑制图，这也是实践了。
看了半年电影，有时候会看混了，后来也反省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后来我也不管瞎看，那是一个流变的认识过程，一直在思考的状态，事后觉得那时开始进入到当代语境里面当中去了。
当时的朋友都有谁？你们都做了哪些事情？
孙原是我的学弟，也是我当时的同事，我辞职三个月之后，他也辞职了。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常常在一起讨论，那时候还没有目的性。我有一个房间，孙原、朱昱、琴嘎经常在我家瞎聊，一起泡酒吧，一起洗桑拿。当时他们先做《通道》展览，为了用行动支持他们，我帮他们布展熬到天亮，也是在那个阶段，诞生了我跟孙原合作的作品《牧者》，再后来我们一起谋划展览。
我们希望展览有一个策划人，从策划人的视角对我们的现象有一个解说，朱昱找到当时还很年轻的邱志杰和吴美纯做我们的策展人，觉得他们是年轻人，我们需要这样的新面孔，《后感性》展览通过邱志杰吴美纯的进一步努力就这样诞生了，吴美纯署名策划人，邱志杰写了文章并作为艺术家参加了展览。
2001年我把在《后感性》展览的作品带到了威尼双年展，那就是2005年在瑞士引起很大争议的《RUAN》。
我喜欢畅谈的感觉，我们很多方案是没有议题，聊聊就出来了。曾经上海的徐震、杨振中、飞苹果他们也过来和我们互相交流。我很在意友情，所以特别珍惜，那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两年，那是很难得的。后来哥几个在各自的创作途径上分别找到自己的途径，整天凑在一起的意义不大，就散了。
《RUAN》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RUAN》这个作品的确是有意识的考虑东方的视角，把胚胎标本与动物肢体重新组合在一起，描述一个对生命的整体认知是我的最初意图。在佛教里面释迦摩尼舍身伺虎，人吃动物，动物也是可以吃人的，东方的宗教面对生物更平均化，容通性比较大，东方人对整体的生命有东方的态度。这个作品2001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主题馆进口处展出，有1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参观过。
但是这个作品2005年在瑞士展出时遭到了瑞士东部的一位观众的误读，在瑞士开始了一场官司。当然作为诉讼技巧他也把我给告了，他认为从宗教的角度生命应该是排他的，我认为异教徒的指责恰恰是西方宗教的傲慢和弊端，东方人的宗教是度人的。告状的人是瑞士人民党成员，本身是一个年轻政客，也有记者身份。 他告的是伯尔尼美术馆和乌里希克，乌里希克是一个收藏家，也曾经是驻华大使，在瑞士政界有比较显赫的地位。
后来他们组织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听证会对这件作品做了相关讨论，与会的有欧洲各国的批评家，包括法学界、医学界、艺术界的权威人士等等，听证会是以答辩的形式进行的，最后讨论的结果是，《RUAN》在展出的时候标明不适合小朋友观看，我的作品被限制级了。这样的结果准确而专业。
2009年你经历了你的“头痛”期？
2009年我本来有很多的方案，其实我有很多的表达方式。但那时我很为艺术害羞。我看很多作品都是需要听故事，当代艺术太强调其产生的背景，越来越没法看。离开语境的设定，很多作品很难成立。
2009年我几乎没做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但参与的“政纯办”（政治纯形式办公室）在2009年做了一些很棒的展览。我个人的工作纯粹在于和自己斗争状态。
你怎么看别人安在你身上的暴力美学的标签？
那时候没意识到这些，我的出发点还是希望这些东西看着顺眼，在视觉上能够接受，然后再想有什么问题，而不是通过暴力手段来实现。
暴力美学是一个方法论，别人常常把我想象成异类，我一直觉得我在系统里面，当然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被别人评说的。
《RUAN》很快的让很多人认识我，还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放在主题展的主要位置，争议是现象的本身，是被人二手处理过的结果。
之后的事情还很多，我一直在这样的工作，我有点被动，被人捏一捏才能捏出一点汁来，比较感性。
我还是看重实践
孙悟空不把任何一个妖精当敌人，把每一个作品当成问题来处理，然后展开实践，不像八戒那个大话精，习惯讲大话。
你展览的主题为什么叫做“风景”？
我们自己老说“这是一道风景”，实际上那是一个立方的空间，是对“行为视野”的观察。 “行为视野” 是四维的，里面有时间。从 “行为视野” 的角度，跟传统观念有关系，比如我们苏州园林就是一步一景的。但是今天视觉更重要，空间的认识更重要。现在中国人蔓延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我们还有拍照的习惯，一定是跟“风景”拍照。物是人非，人才是一道风景。
外国的经验我不感兴趣，中国人甭管怎么样，背后有什么东西还是很重要的。空间是一个必然讨论的问题，但它不是一个针对性的问题，比如你做艺术，你在方法论上，应该有自己的习惯，你对空间的处理是比较注意的，所以不是我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必备条件。
在实行的过程中，一部分内容是可以想见，但作品物化以后，这一部分工作却由不得你，超出你的已知经验。比如陶瓷是经过火煅烧之后和化石骨头的组合，骨头化石产生的时候大规模的人类生活还没有存在，那是人类无法预知的东西。只能去感知他，他超越了我们的理性认识。
“风景”里面选用的材质都是特别简单的材质，这是为什么？
当代艺术有这样的理想，从一发声就开始平民化，过去要对材料技法有所知，才能理解什么是画的好什么是画的不好。当代艺术本来因为材质的缘故都会越来越让人理解，技术门槛本应该相对比较低。
最初当代艺术发生的时候还是通过实践激活了当代艺术。当时“达达主义”为什么叫“达达”是因为据说用刀插字典，强调行动，看到的字是达达。所以我认为艺术还是从实践中来。
我选用的材料本身都不陌生，不是特别晦涩，起码作品要给普通人一个感官上最基本的认知，让观众觉得自己聪明有什么不好呢？也有艺术家能让观众觉得观众自己越来越傻。
“政纯办”是后来的小组吧，还有你跟方力钧杨茂源王音的组合，你是喜欢小组的人？
2005年我和洪浩、宋冬、刘建华、冷林，组成政治纯形式办公室——“政纯办”，做了一系列的展览。和方力钧、王音、杨茂源是好友，所以一起做展览《各行其是》，五年一个节点，已经做了两次。
我小时候看的最多的是《水浒传》，我差不多看了六遍，所以我很看重兄弟间的情谊，回首往事好像什么都在变，但我对友情依然很依赖，我是一个喜欢小组的人。
你怎么看艺术？
艺术可以超越个人的认识，这是往天上说；往地上说，就是实践。实践是艺术家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征。实践也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开始是——古代的洞穴绘画，随着当初的时效性消失，当时的故事大家无从考证，但是还是一种视觉的穿透。视觉可以穿透各种知识背景，这也是我后来质疑当代艺术过分依赖阐述的原因。
最初，我不像宋庄那些艺术家有条件摆开局势租一个工作室。十几年前，我自己在家里研究，花几千块钱做一个装置。那时觉得艺术就是熬一锅汤，需要你不断的实践，熬好了与观众分享，你可以感受其中的味道。我熬那锅汤的时候还没有市场存在，我只能自己不断的尝试，这是一个挺个人的事，熬不好吃就倒掉。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
人很难改造，很多东西是天生的，就像是一粒种子，无论施多少肥，用多么神奇的药，它仍然是一颗种子，有时候只能放大一些事情，但是不能改变天性。没有天赋，什么都没用。
就像是我们对天的认识，我小时候怀疑我们认识的宇宙就是细胞，那上面还有更小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世界上的历史，到了现在仅仅是一盘滥棋，没有什么可讨论的。
只有美学立场是有意义的，其他的立场仅仅是功能性的。一直想通过实践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给自己一个工作的理由。艺术有时候说的太神秘，我自己都不信，艺术就是站在你眼前，认为是问题，通过作品讨论，通过视觉来完成，越来越简单。